李克用割据河东，虽遭后梁朱温毁灭性打击。但仍可凭借泽、潞防线死死坚持，最终由李存勖转败为胜；强悍如契丹铁骑，也几度在长城的雁门关等地被以逸待劳的河东军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晋中、晋北地势较高，故而从河东出兵，无论是向东进攻河北藩镇，还是南下进攻中原腹地，都能够“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凭借骑兵高速的机动能力，很快就能突破敌军防线，进而兵临城下。更何况从河东出发向东或向南用兵，两个方向上都是大平原，几乎无险可守，这更可令以骑兵为主的河东军队毫不费力地大踏步实施战略机动，牵着敌人鼻子走，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开封或洛阳，一战便攻取中原都城，从而奠定大业。
故而自唐朝起，中原政权便在此屯驻重兵戍守。唐朝设河东节度使之职时，便在驻军五万五千，以防备突厥、契丹。而且，河东因为邻近游牧民族聚集区，境内本身也有不少游牧民族，特别是昭武九姓和沙陀族居多，这些部族弓马娴熟、能征善战，所以历任河东节度使都十分注意招揽这些部族中的精锐编入部队，这就使河东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在冷兵器时代，强大的骑兵就是最具威力的战略机动力量，这是河东集团能够在唐末五代呼风唤雨的最为重要的军事资本。
而为了统御这些骄兵悍将，非有名望、资历、本领最为出色的将帅不能镇守之。所以自后唐开始，河东节度使全部由本朝头号大将出任，石敬瑭、刘知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兵强将也强，猛将配精兵，这在靠武力吃饭、凭军功闯天下的五代乱世中，自然能够成就五代天子三代出河东的特殊现象。翻看整个五代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名头响亮、在史籍中着墨甚多的杰出人物，源自河东集团者可谓数不胜数。一部《旧五代史》，列传中的文臣武将出身河东集团的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随着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终结，但河东节度使一职从此成了历代皇帝和朝臣们关注的热点。
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长治久安之策。鉴于唐朝安史之乱造成的危害，赵普提出了“削藩三大纲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制其钱谷”，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收夺藩镇的财政权；“收其精兵”，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部队，收夺藩镇的兵权。
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支郡”。唐朝末年，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州府长官刺史往往由武人担任，还拥有一州兵权；临时代理官员则称为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这些州府长官或拥兵自立，或由藩镇节度使控制，早已脱离了朝廷管辖。
藩镇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控制了地方的州政、县政；而要收夺藩镇的行政权，自然就要收夺州、县的行政权。这种在老虎嘴里拔牙的事情，必须等待时机。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州县，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有钱有粮，节度使就不愁养兵。而这正是藩镇割据一方的基础。所以，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乾德二年（964），在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又下诏，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税，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的货币一律送往京师。宋太祖动用了金融手段。开宝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由于此前宋太祖的两道“乾德诏令”，已经使地方财税全部以留州名义挂在朝廷名下，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而各州府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朝廷的国库。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制其钱谷”完美收官。而且，便钱务成立时，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罢免工作已经开始，自顾不暇的节度使再也无力公然反抗朝廷。
与“制其钱谷”类似，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供养更多的军队，然后对抗朝廷。藩镇想得很美，却没想到因此掉进了太祖的陷阱。乾德三年（965）八月，太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发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的就退回藩镇。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将各地军队中的精英集中到京师。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首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逐渐的，地方军队只留下了老弱病残，他们不再出征，只负责铺路、盖房、疏通河道、维护治安之类的工作，被称为“厢军”。作为战斗序列的地方部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那么，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还得靠制度。首先是地方行政权。虽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县取代了节度使，但还是担心知州权力过大，因而又设立了通判。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俗称“监州”。二者互相制约，都难以一支独大。宋太宗在罢废支郡制度后，又将全国划分为15个路。历经演变，路级机构逐渐形成主管财政、司法、监察的转运使司，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主管救济、水利、茶盐等的提举常平司，以及主管军事的安抚使司。四个路级机构互不统属，甚至连驻地、辖区都不同，它们互相监察，互相牵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而复生。
与收夺行政权和财政权相比，收夺地方兵权后，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浮出水面：地方部队消失了，谁来维护地方治安和边镇安全？既然厢军不行，就只能靠禁军。第一原则是内外相制。太祖将十万禁军驻京，十万禁军外派地方。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就能联合起来，讨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军，又不足以发动颠覆天下的兵变。第二原则是更戍法。其实用禁军进驻地方的办法，五代时期也用过。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禁军能够对当地藩镇形成威慑。可久而久之，屯驻在地方的禁军反而成了地方部队，与藩镇兵合二为一，反而加强了藩镇势力。宋太祖的一系列集权政策和制度组合拳，彻底解决了这些历史难题。中唐以来的兵祸，以及兵祸引发的政治动乱，至此彻底根除。
没有实权的节度使，从此失去了往日雄风。然而，宋代的文臣武将，仍然对节度使的虚衔趋之若鹜，这又是为什么呢？节度使也是一种“军衔”。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做殿前都点检时，曾领归德军节度使。显然，赵匡胤的权柄来自禁军，他也并不去归德军做地方大员，但节度使的身份，却表示他是当时最高级别的武将。宋代节度使失去权力后，身份标识的作用被继承下来，依然是武官最高级别的阶官。任命节度使的程序，与选拔宰相、册封亲王公主相当。正因如此，宋真宗宠信的宦官刘承珪才会在临死前，希望得到节度使的称号；一代名将岳飞，也因为在32岁拜节度使而倍感自豪。
又扯远了。不是说北宋吗？怎么又扯到南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