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阳七年初，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暂停的科举恢复，与丁未年的殿试一样，皇帝再次亲自到场主持，策问的题目也再次离经叛道。给出户部统计的十年间广东税赋数目，让考生总结规律并给出结论。
万历二十八年，夏秋粮税总计2600多万石，广东的官民田亩面积只占全国的2左右，粮税不到60万石。做为唯一允许对外贸易的港口，广州市舶司全年番舶抽分居然只有7万两。
从万历二十八年到景阳三年，广东的税赋每年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赶上天气糟糕数量少一些，风调雨顺则高一些，大差不差。
市舶司的番舶抽分干脆连天气原因也省了，低则5万高不过8万，就算加上很大一部分是实物税收，变现之后也绝超不过20万两白银。
但这种平稳的状况在景阳四年被打破了，粮税依旧如初，还稍有下滑，52万石。但番舶抽分足足翻了五倍，现银加上货值总计达到了100万两。另外商税也增长了三倍多，不过由于之前基数太小，三倍之后仍不足万两。
有没有可能当年朝贡的番邦船只比较集中，或者佛郎机人采购货物的量比较反常呢？不用猜，看看数据就明白了。
从景阳四年到景阳六年，三年里番舶抽分一年比一年高，去年已经突破了150万两。商税同样一直上扬，突破了5万两，连粮税也跟着走高，达到了80万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并不富裕的广东突然间成了赋税大户？会试过关的400多名贡士经过一整天冥思苦想，能给出答案的不足两成，而答案靠谱的不到十个。
当然了，贡士们就算交了白卷照样不影响成为进士。按照大明律规定，殿试是没有不及格一说的，无非就是头甲、二甲、三甲排名的区别。
两日后辛亥科状元、榜眼、探花新鲜出炉，有意思的是其中两人皆来自广东。而在二甲之中，广东、福建、广西、浙江等地的贡士数量很集中，名次还很靠前。
那为什么这些地方的贡士策问成绩普遍明显好很多呢？答案很简单，近水楼台先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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