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夜雨之时，那些仍存的问题还是渐渐发酵。
先是各地私家书院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关于“商存、商与、商要”之辩论。
辩论的内容，大意就是商业、经济和商人之间的关系。
大家讨论的是商贾存在的必要、意义和作用。
渐渐的，这些辩论在文人、仕林中流传开来，再后来，官学生们也自发组织讨论。
在这股风潮普及到京都之前，又有人抛出了“士农工商孰重孰轻”的讨论。
这讨论瞧着好像是要给士农工商派个顺序，实际上却是呼吁朝廷给予商贾正常的百姓待遇，令其可以科考为官，不限制他们的用度规制，让其得以自由生活。
要说大楚对于商贾的限制并不是很多，商贾之孙只要不从事商贾之事，就可科举，取得功名成为官员后，还可给商贾请封。
这等待遇，在大燕之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不过显然，得到部分自由的商贾，想把剩余的不自由解锁。
于是乎，当盛苑再次轮值早朝时，有人就提出了将商贾之家科举资格改为二代可考。
“自燕重商始，至陈、至本朝，商者犹若活水之要，令家国经济蓬勃而生，其足迹所至，令东西往来，技艺、商品、文化等等，互动繁多。商之存，令四海物品传动，以东之特产货于西，又以西之技艺传于东，其有功于社稷，当奖以平视待之。”十三道之陈岭御史拱手而言。
其言毕，不等景和帝言语，就听一声充满讽刺的冷笑响彻了朝堂：“哎哟哟，若依君所言，西汉张子文怕是要找你谈谈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