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这个小镇，名字叫做兴隆小镇。我没写它的真实的名字。现在世界上的人和物都挺脆弱的，害怕真实的东西。为了不惹麻烦，我虚构了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叫兴隆小镇吧。 小镇不大，有镇政府(过去叫公社)，有大队有生产大队，有学校有医院有粮库，有平房有草尖房，有工人有农民有医生，有大人有小孩，有男女老少，有柳树杨树槐树，有桃树杏树，有几个号称小河的水坑。 总之，别的乡镇该有的它都有，唯一与其他乡镇不一样的，是它在镇北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小火车站。 小火车站是一座尖顶黄瓦的别墅状的房子，有售票处(窗口)，有候车(上下车)的站台。小小的火车站挺繁忙。 每天除了运送旅客，还有运送粮食木材煤炭食品蔬菜等各类物品的火车过站。 那时我小，我只知道它东通沈阳城，西至新民县。我不知道其实这四条铁路能通天下。 每天早4点，夏天天刚亮，冬天天还未黑时，拉通勤的火车冒着白烟黑烟在车站下的铁轨上等待人们上车，时不时地拉响警笛鸣叫，好像等候急了似的。 我五岁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在小镇里到处乱跑。妈妈不让我乱走，说会走丢的，又吓唬我说有坏人会把我抱走去喂狼的，可是我不怕。 一个下着细雨的中午，我站在房檐下背雨，从我身边匆匆忙忙走过的几个小孩，边走边议论说今天火车站压死了一个人，说是那个人上车去偷粮食，跳车的时候，掉到了车下，就被车轮压死了。 我好奇，便一个人走在细细的雨中，走向了车站，走进了西站台，灰色的天空下，西站台上围了不下百十个人，男女老少都有。 我走近了人群，从人与人之间的缝隙里看见了一大块浅绿色的防雨布遮盖了那个死去的人。 有几个大人小孩围着那个死人在大声哭泣。后来人们渐渐地散去了。 我只好独自走回家中。可能是那时我年龄小的缘故，我面对大帆布底下的死人一点也不害怕。 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我三岁是四岁，记不清了。我有了一个弟弟周海侠，比我小一岁，他在家中姐妹兄弟中排行老七。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情况，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大姐周淑芬，二姐同淑芳，三姐周淑艳，四姐周淑范，大哥周海坤，弟弟周海侠，我叫周海伦。 我的母亲叫田淑珍，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父亲周志学作为小镇的一名医生，用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庭。 接着前边的话题往下写。那是一个春天的三四月份吧，我不确定，中午的天空是灰色的，风儿吹到身上还是凉凉的。 父亲给家中新添了一辆自行车，我那时候小，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我的二姐周淑芳推着自行车往院外走，她是到外面的小镇的街上练习骑自行车。 那天我可能是太寂寞了，也可能是对这辆自行车感到好奇，我从房间里跑出来，抓住自行车的后座，央求二姐：“二姐，带我去玩呗。” 二姐耐心地对我说：“姐刚学骑自行车，还不熟练，不能带你玩。你跟你小弟在家陪妈妈吧。等我学会了骑车，再骑车带你玩。” 我不听二姐的劝说，抓住自行车不放手。 二姐又说：“听话，不然我告诉咱爸打你了？” 我说：“爸爸去医院上班了，不在家。” 不知什么时候小弟周海侠从家里出来，他也帮二姐说话：“二哥，放手吧，我俩回屋玩去吧。” 我越发犟嘴：“不嘛，二姐，就带我坐会儿自行车呗。” 二姐又哄我说：“听话，等我练完了自行车，我带你和小弟去商店买糖块吃。” 我正生气手把自行车不放手，父亲从院外走进来，事后得知他是回家给母亲送止痛药。 见我缠着二姐的自行车不松手，上来一把将我拖开。 我不服气，挣脱了父亲的大手，又冲向自行车，父亲真的生气了，追上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又踢了我几脚。 趁这工夫，二姐推着自行车跑到街上去了。 母亲听到我的哭声，从屋里急忙出来，搂着我对父亲说：“总打孩子，孩子都被你打怕了，见你都躲。把孩子打出毛病咋办？” 父亲说：“海伦这孩子太犟了，不打行吗？海侠我咋不打呢，海侠这孩子听话。做个听话的孩子，我能打他吗？” 父亲把药交给母亲，匆匆忙忙走出院子，去医院了。 母亲哄了我一会儿，用毛巾擦干了我脸上的泪水，便回屋去了。 我和小弟仍旧在院里玩。大约过了半小时，二姐在院外喊我：“海伦出来。” 我跑到院外，看见二姐扶着自行车对我说：“二姐会骑自行车了。来，上自行车的后坐上来，二姐带你去兜风去。” 我把刚才的委屈全忘了。坐上二姐的自行车的后座，二姐开始骑车，一开始自行车骑行得七扭八歪，后来，自行车像风一样刮过去，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好像飞起来了。 小街上的两边的红砖青砖房子，镇里的商店的橱窗，路边的刚开的粉色的桃花杏花，都快速地向外飞去。 正高兴呢，自行车拐进了路边的沟。我昏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