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什么样的计划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其中就包括了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叶安是人，虽然有超越前人的远见，但他毕竟毕竟不是神。
即便是他能避免范仲淹或是王安石犯下的错误，但他却不能保证自己不会犯错，他走的路也不过是第三条路而已，至于能不能走的通，还需要时间的论证，但最少他相信自己比范仲淹和王安石要准备的充足。
对于王钦若的建议，叶安还是非常认真的采纳的，这毕竟是前辈的劝告，当然叶安自己也明白，有刘娥在，变法根本就不用想。
只不过王钦若什么都猜对了，唯有一点他猜错了，叶安根本不是从刘娥那里知道他重病的消息，而是本来就知道他的死期…………
这个世界对于叶安来说是神秘的，但又有一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不设防的。
而秋季收获的时光最是容易让人淡忘一切，所有人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秋收之中，这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东京城。
东京城中的人们仿佛约好了一般，纷纷向东京城外而去，在东京城外有田产的人家自然是拖家带口的出城，这一点是无论贫富都一样的。
这个时代的人对土地的看重就像是对后世人对房产的看重一般，土地对与他们来说是一切，即便是家中富贵，根本不需要土地的产出，但秋收一到，人们还是会不顾城中的买卖如何，也一定要前往城外的土地里参加这场收获，否则便会被人骂做是数典忘祖。
一时间牛车，马车，驴车遍布东京城开始了一场令人惊异的小迁徙，连帝王天家也不能例外，因为冬日里帝王不光要参加藉田的秋收，还需要秋狝。
自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猎于近郊后，大宋的历代帝王都要进行秋狝，只不过秋狝的次数越来越少罢了。
太祖的秋狝并不是单纯的打猎，相反其中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其中符合礼制规范，树立帝国统治的正当合法权威、促进君臣关系、体恤爱民等政治意义要远大于狩猎。
而到了太宗时期，国家逐渐稳定，内部不会出现大的变动，从太宗开始逐渐的把目光放到了内治上，于是秋狝的次数越来越少。
但虽然减少，却并没与废止，真宗时“禁围草地，许民耕牧”，田猎的礼制象征意义和军事威慑作用更加凸显。
只不过赵祯继位后，年幼体弱，这项制度便暂时的被搁置，而这一次刘娥打着“谓田猎以训武事”“昭孝德”的名义，才有了赵祯秋狝的可能。
可即便如此，群臣之中依旧有人极力反对，并且提出了三点“一者在外言兵不利天子之安危；二者兴师动众出门行猎既荒废政事，不务正业又破坏农耕生产，扰乱百姓生活；三者有悖于“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儒学教义，也不容于佛教、道教信仰中的“戒杀“。”
这三点理由皆被赵祯亲自下诏驳斥，并且还是引用叶安说过的话：“秋狝乃祖宗之制也！强身健体，方能勤政天下；百姓近郊耕种，远郊则狝于山林又有何妨碍？上天有好生之德，亦有雷霆之怒，不以兵事为重，何以震慑宵小？！”
这三点算是逐一批驳，一时间让朝臣哑口无言，只有叶安在朝会上微笑，什么不利天子，不务正业，上天有好生之德，全是狗屁，达尔文进化论已经说明一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汉家的君王永远不能是一只绵羊，而必须是一头“大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