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官家和朝廷官员的心思，王伦大致也能够猜到，无非就是“恐辽”“恐金”后，对梁山也“恐”上了，但是田虎嘛，朝廷自然是不会“恐”的。 王伦打算亲征，但是被许贯忠一封书信劝阻了。 许贯忠出任燕山府知府、营田使、观察使，就任地方后，他才知道，王伦所说的“南北隔阂”远比他想象中的更加严重。 燕山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辽国境内的游牧、渔猎、农耕三种文明的交汇点，虽然辽国自建国后就奉行因俗而治，设立南北两院，南院主管国内汉人，颇带了些“民族自治”的味道，但实际情况却是有区别的。 契丹、奚人在汉化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汉人在胡化，具体表现就是左衽、习契丹俗、信仰佛教、饮食甚至语言用词都带了许多契丹风格。 又因为大宋朝对南京道汉人用了“番人”这样带有强烈歧视性的称呼，燕山府的汉人，也对宋人用上了“南人”这样本是中性、却依旧带了贬义的称呼。 许贯忠到了燕山府，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公平。 首先严令禁止入驻各州县的梁山军士卒，不得继续使用“番人”这样的称呼，本地招募的部分士卒，绝不区分，既不优待也不苛待。 其次在推行均田过程中，对已经习惯了农耕的契丹人等，也一视同仁，只要被官府造籍入册，都严格按照户数、口数、年龄，均分土地。 最后，在燕山府颁布的各种公文中，一律使用规划性的汉字和用语，引导百姓的口语习惯。 许贯忠并没有第一时间依照征东大将军府原本的制度，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压佛教，而是行文规范僧侣的行为，并不禁绝百姓的信仰。 但是对于一些带有草原风格的信仰，则划定为“淫祀”，捣毁祠堂、神像，驱逐聚众祭祀的百姓。 同时许贯忠在燕山府推行了一道王伦下达的、在诸多僧侣道人看来是最为严厉的政策：那就是信仰自由。 这道政策激惹得许多僧侣纷纷抗议，一旦百姓信仰自由，他们又该如何通过恐吓、欺骗，从百姓那里得到供奉？ 大约是在辽国统治时期，这些僧侣的社会地位太崇高，让他们忘记了，燕山府是梁山军的占领区。 许贯忠自然不会继续惯着他们，闹事的一百多名僧侣全部被抓，丢进监狱，然后则继续派人到集市、乡野之间宣读征东大将军府的政策。 同时又抓了十多个典型，比如某僧侣曾是辽国南京道高官的座上客，看着道貌岸然，实际上私藏姬妾，私生子就有七八个。 这种不要脸的和尚，一刀砍了反而是让他得到超脱，故而许贯忠明正典刑、行文各州县明示后，就将他发配到了香河县，此处有辽国设置的榷盐院，梁山军接手后，这里负责存储从登莱密登州运来的海盐，这个大和尚就成为一名光荣的搬运工人。 朱贵也被紧急北调，继续负责在完成均田的各州县设置供应铺，供应铺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百姓享受到官府管理下的平价生活用品。 于是许贯忠便以“公平”为准则，迅速安抚了燕山府百姓的民心。 金国在燕山府强行搬迁的，都是辽国官府在籍的富户、匠户以及青壮妇女，给梁山剩下的，则是老弱病残、没有土地的贫苦百姓以及诸多来不及也懒得去搜寻的隐户。 许贯忠接手燕山府，可以说是接手了一个金国留下的烂摊子。百姓、财货大量被掳走，府库典册多遗失，能找到的一些辽国官府数据，居然是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安年间的人口黄册。 故而许贯忠粗略统计出来的燕山府人口，相比辽国南京道最盛时，大约少了一半。 许贯忠劝阻王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张觉打算造反了。 张觉是平州人，也是辽国进士，累官升至辽兴军节度副使，也就是耶律大石的副手。金国攻打西京、并受大宋邀请南下南京道时，张觉驻守平州，于是向完颜宗翰投降。 那时完颜阿骨打还未病死，于是张觉受封临海军节度使、知平州，完颜阿骨打将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七州“还”给梁山后，却将平州定为南京，张觉出任留守。 这也是为什么王伦要把许贯忠放在燕山府、同时放了重兵的原因，这他娘的金国的南京离燕山府这么近，说金国对中原没有一点儿心思，鬼都不相信！ 金国将大批的百姓、财货从西京道、南京道向东北强制迁徙，都以平州为中转，张觉便认为，金国此举是残害百姓，便有心另寻个势力投降。 但梁山北伐后，童贯西遁，张觉觉得大宋朝实在太拉胯，投降大宋还不如投降梁山，于是转而暗中去信给许贯忠，请求接纳自己的投降。 这样的大事，就是许贯忠也没法做主，毕竟若是接纳张觉，梁山就是要与金国立刻撕破脸面， 一旦金国来攻，许贯忠可以肯定，东京城的赵官家，绝对会再来一手“联金灭梁”。 王伦收到书信，顿时觉得很棘手，若不接纳吧，就是寒了心向梁山志士的心；若接纳吧，梁山实在是还没有做好与金国大战的准备。 于是他将吕方、马麟派了出去，领兵三千，继续支援史文恭，自己仍旧留在了冀州。 许贯忠并没有等太久，便收到了王伦的回信，他心情颇有些忐忑，打开来仔细一看，顿时长舒了一口气：王伦全权命他联络张觉，若能带回一支愿意投靠的军队最好，就是不能，也要把张觉保下来。 然而许贯忠给张觉的书信还没写好，就传来一个消息：张觉在平州杀官造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