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粮征收结束后，仍旧留在青州的王伦长舒了一口气，决定出兵南下，攻占密、沂两州，并继续向西南进攻，他的目标是至少要占据单州的鱼台县，以及徐州的滕县。 这样一来，梁山就可以占据微山湖，并将梁山泊到微山湖之间的赤山、吕蒙、阳城等七八个小湖连接起来，就此组建出一条以水泊为主的防御线。 至于北面，则推进到黄河故道，这样一来，梁山至少又可以多五个军州大小的根据地。 王伦的野心当然并不止于此，他的下一步规划是继续向南，攻打两淮，将运河以东、淮河以北的州县全部占据。 他之所以留在青州，是为了将钱庄发行兑票的锚定物确定为粮食，没办法，以中原王朝的地域、人口、经济体量，不管是铜还是银，这种基础货币从来都是缺乏的。 王伦与许贯忠商议后，也效仿大宋朝，以征东将军府的名义，对粮食售卖的最低价做个限制，即在丰年时，粮价不会出现谷贱的情况。 他给征东将军府户曹以及陶宗旺的一个新任务：抽调部分官兵俘虏，兴修水利，至少要保证根据地内每个村庄都有一处水塘。 这个工程量显然是巨大的，而且对于大部分被俘官兵来说，他们若不参与战事，大约也是要被朝廷或者官员派来做类似的劳役。 王伦本打算去兖州视察一番的，但他要返回登州，因为阮小七已经领船队从高丽那里返回了。 故而攻打密、沂二州的任务，就交给了许贯忠。青州的临朐县向南，就是沂州，翻越大片的山林丘陵之后，才是李逵、朱贵兄弟的家乡沂水县。 这不是一条合适的进军路线，故而许贯忠要前往莱州的即墨县，从那里领兵向西，攻入密州。 同时萧嘉穗负责领兵从兖州攻入徐州，这一次梁山大军两路进发，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以上区域的占领。 阮小七是在李俊领船队南下半个月后前往高丽的，两浙、京东路的海商，早就已经走通了前往高丽、倭国的航路，所以这一次王伦就以市舶司的名义，组织了二百余艘大小海船，前往高丽贸易。 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梁山酿酒作坊的酒、梁山占领诸州县后收缴的官仓布帛、从荆湖两路运来的茶叶、瓷器、玉器、笔墨纸砚、香料、佛教用具等等。 本来大宋朝与高丽贸易的一个大头，是各种书籍，但却被王伦给禁止了。 本朝太祖皇帝建国后，王氏高丽第一时间就来朝贡，确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高粱河车神、驴车皇帝宋太宗上台后，制定了一个“联（高）丽制辽”的政策，雍熙北伐惨败，却让辽国趁机要求高丽尊奉自己为宗主国。 宋神宗时，高丽再次恢复了对大宋的朝贡，登州就有一座“高丽馆亭”，专门负责接待高丽使臣，已经被王伦给废除了。 王伦禁止对高丽贸易书籍，却不是他拍脑袋突发奇想，这个政策是苏轼大学士提出来的。 因为高丽甚至辽国、西夏使臣来到大宋后，往往以“仰慕天朝文化”的名义，求购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方面的书籍。 这些书籍难免会泄露一些大宋朝的机密，故而大宋朝也出台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但是吧，皇帝为了笼络高丽，就将许多本该属于机密的书籍售卖了出去。 高丽转手就卖给辽国，干起了二道贩子，毕竟宋辽都是大国，已经推行了一千多年“事大主义”的高丽，是万万不敢得罪抬腿就能杀来的辽国的。 苏轼曾任职杭州，和高丽人打过交道，非常清楚高丽人是个什么德行，故而三次上疏，要求禁止向高丽出售书籍。 只可惜许多官员批评苏轼小题大做、过于谨慎、思想保守，但王伦听说了苏轼这些过往时，却觉得这位大文豪果然是有眼光的。 唐太宗时的名臣房玄龄曾说：“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王伦在登州为了与高丽贸易，收集了大量的情报，只觉得房玄龄这句评价实在太贴切中肯了。 “蛮夷之人，畏威而不怀德”，古来的智者早就提醒过后人，但大宋朝依旧会犯很多错误，优待夷狄，是高等文明面对低级文明时往往容易犯的错。 在王伦看来，这个锅还真得儒家来背。儒家思想在长时期内过于领先，导致中原王朝很容易形成对周边的文化优势。 而儒家又提倡教化，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中原的皇帝在理论上拥有目光所及的所有土地上民众百姓的管理和教化之责。 即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大同世界，是需要所有受统治的民众都满足一个较高的道德标准的，在同一个道德体系下，整个世界的运行才会变得有规律起来。 这么理想化的追求，显然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儒家就退而求其次，先要求皇帝和统治阶级们提高道德，然后教化民众。 然而这个要求标准也太高，所以儒家就开始变得保守起来，先追求核心统治区域的道德教化，保守到最后，就从积极的汉儒，变成了极度内敛的宋儒，儒学也就变成了理学。 这是一种政治道德学说，为了适应现实，不断自我调整和修正的一个过程。 所以王伦并不想因此就全盘否认儒家或者理学，他觉得就得学昂撒人那一套，既然你不肯接受教化，那我就从物理意义上消灭你们，通过移民占据并消化你的土地，最终实现华夏化。 对于高丽，王伦的打算就是这样，因为他实在不想后世再出现韩国这样一个恶心的国家，半岛对于东北亚、倭国日本的地理位置意义重大，不可能再交给一群恶心的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