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会后,吕泽鸿把聂广良和乔岩叫到隔壁办公室,开门见山道:“多余话我就不说了,这次安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乔岩,现在不是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凭你们几个是无法完成如此艰巨任务的。你很聪明,应该能明白如此安排的意图。” “广良,现在指挥权就交到你手里,不能有任何差池,务必得把这个案子办好办彻底,兆明书记对你期望很高,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啊。” 聂广良点头道:“吕书记放心,我这边没问题。已经通知下去,九室所有案件全部停办,四点左右四十二名纪检干部全部到位。至于案子,一开始就是乔岩组长办的,具体任务布置还得由他来调度,我积极配合他。” 听到这个回答,吕泽鸿很满意,转向乔岩道:“乔岩,你呢?” 乔岩挺直腰板道:“我也没问题。一会儿我和聂主任进行分组,把名单和任务列出来,晚上集中安排。为了防止泄密,建议进来后的人员全部没收手机,并加装信号屏蔽器。每个组发放两部具备通讯功能的对讲机。” “另外,对杨某采取行动的这一组,建议配特警,便衣配枪,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吕泽鸿道:“行,没问题。这两天我已经派人暗中跟踪杨某,到现在一切正常。不过,他儿子杨某超突然失联,公安机关已经全网发出协查通告,一有消息会在第一时间反馈。” 听到此,乔岩吃惊地道:“不会出逃了吧?” 吕泽鸿摇头道:“目前看应该没有,但不排除非正常渠道,他是案中人,但不是主要对象,只要控制住杨某,我们就算胜利。” 下午四点,九室旗下的纪检干部陆续抵达教培中心。到了晚上七点,大批部队集中进场,把本来不大的小院挤了个满满当当。 乔岩把分组名单交给各组领队,机关事务管理局赶紧忙活着订机票协调车辆配备相关物资,他们也没遇到过如此大的行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配资源,确实是巨大挑战。 晚上八点,上百号人来到会议室,吕泽鸿集中训话,安排部署任务,并强调工作纪律。大会开完又开小会,把各组领队集中起来再安排再部署,一再强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务必要服从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 这边在紧锣密鼓安排部署着,而杨清泉则独自坐在餐桌前默默地抽着烟。 下午下了班,杨清泉骑着自行车来到菜市场,买了菜肉鱼,提着东西上楼的时候碰到几十年的老邻居,一通热烈寒暄夸他当了大领导不忘本,依然住在这破旧的赫鲁晓夫楼里,又如此顾家,简直是好男人中的好男人。 杨清泉以笑回应。家丑不可外扬,其实邻居们都知道他是着名表演艺术家,堂堂一个国企董事长,过如此清贫节俭的日子,要么理想信念极其坚定,有着崇高的觉悟和超然的境界,早已看淡物质,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塑造和修行。 要么就是装出来的,骗众人骗自己,以此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和恐慌。 关于他的事,大院里早已沸沸扬扬,有得高兴有得惋惜,更多的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关注,尽管和自己毫无利益关系,但那种莫名的快感由内而外表现的淋漓尽致。 回到家中,杨清泉脱掉外套,系上围裙,钻进厨房熟练地洗菜切菜炒菜。很多年没做过饭了,而现在却无比的珍惜。 饭做好了,刘月梅还没有回来。他把菜端到餐桌上,用盆扣起来,坐在餐桌前环顾着家里,每一处细节都能勾起无尽的回忆。 卫生间的拐角处,上面划着一道一道的痕迹,儿子每长大一点,他都会用坚硬的东西划一杠,旁边还要标注多高。看着一年又一年如同竹子般拔节生长,心里甭提多开心。而刻度最终停留在一米五二,此后再没划过。如今儿子已经长到一米八三,却忘记了他是如何长大的。 墙上挂着的风景石英钟,上面还用红色毛笔写着一行小字:奖给“红旗标兵”,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这是当年未改制前的南江省重机厂奖给他的,时至今日还没坏,依然在走字。想当初,他是多么的拼命,永远冲在一线,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即便如此,毫无怨言。 还有餐桌和电视柜,还是当年结婚时找人打制的。他清清楚楚记得,木板是找在木材厂上班的同学要的,又找了个老木匠,买了一条阿诗玛和两瓶红星二锅头。油漆是从厂子里偷出来的,下了班自己刷。弄好后,妻子花了两块六毛钱买了桌布,三块八毛钱割了玻璃,往上一垫,再没动过。那年儿子调皮,用玩具砸碎了玻璃,为此还狠狠地揍了一顿。 餐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他们一家三口不同时期的照片。最左边的单人照,是大专毕业后进厂拍的,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拍照。那时候青涩阳光,脸上洋溢着笑容,虽然穿着破破烂烂,但特别开心满足。那时候,全班三十七名同学,毕业后绝大多数回到了老家,而他幸运地留在省城,分配到人人羡慕的重机厂。 第二张是在生产车间拍的。进厂后分配到铸造车间,成了铸造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段岁月不堪回首,不管春夏秋冬,车间里的温度一直保持在三四十度,要是挨着炉子,能达到七八十度。冬天还好说,夏天甭提多难受。每天汗流浃背,比蒸桑拿还过瘾,经常中暑脱水,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扛过来的。 第三张,杨清泉已经坐进了办公室。那时候有文化的人不多,他这“天之骄子”能写写划划,被当时的宣传科科长看中,调到宣传科成了一名宣传干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扛着照相机穿梭在车间,经常熬夜赶稿子,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结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