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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行长，张s记和李市长将陷入不良资产危机的鹏城发展银行交给了我，我出任董事长兼法人，我真诚邀请刘行长出任鹏城发展银行的行长，年薪40万元，副行长的年薪30万元，副行长的人选由刘行长决定。”
下午4点，孙健打电话给京城的刘吉强，邀请他出任鹏城发展银行的行长，将接管鹏城发展银行的来龙去脉简明扼要的说了一下。
根据1999年报，鹏发展高管的年薪是12-22万元，周行长的年薪是22万元。
鹏发展的股转转让完成后，鹏发展就不是国企了，不需要按照国企领导干部的薪资标准和考核标准进行考核，作为鹏发展近乎控股地位的第一大股东、法人和董事长，孙健有权利将新行长和副行长的年薪提高近一倍，吸引国内银行业的优秀人才！
面临同样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环境，占据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上市公司的优势，如今沦落到国内股份制银行综合指标倒数第一的鹏城发展银行，周行长和二任董事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吉强当年作为鹏城发展银行筹备组组长和代行长，同副组长兼法人王康和副组长杨卫东一起成为鹏发展的创造者，刘吉强先后出任鹏发展的代行长、董事长和总经理；王康作为法人、行长，后来离开鹏发展，筹建鹏城交易所；杨卫东后来也离开了，没有了联系。
孙健手里的鹏发展原始股就是从刘吉强和王康的手里购买的，三人经常打交道，喝点小酒，相谈甚欢。
1991年7月，鹏市持续b跌，鹏交所开会救s，主持会议的王康突发心肌梗塞，经过20多天的抢救才得以脱离险境，但身体接近衰退，仅靠麻醉剂维持。
孙健听说后，带着礼品到医院看望。
1992年5月，王康出院，由于长期卧床，下肢肌肉萎缩，靠轮椅生活，由于还不到退休年龄，只能选择病退，不能享受局级退休待遇，日常生活需要家人和保姆照顾，生活花费很大。
1993年6月，孙健从刘吉强的口里听说后，亲自代表鲲鹏助学扶贫基金上门，送了10万元的救助资金，见到昔日身壮如牛、意气风发的王总，如今骨瘦如柴，面色晦暗，唏嘘不已，人生变幻无常。
1994年8月，因为鹏发展领导班子安排问题同市领导发生分歧，刘吉强自动放弃鹏发展行长岗位，重新北上，回到体制内；1995年出任建行总行资金计划部总经理；1997年出任建行总行副行长，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三年，如今担任中农发展银行监事会主席。
由于鹏城发展银行等缘故，孙健和刘吉强一直保持联系，虽然谈不上真心朋友，但惺惺相惜，相谈甚欢。
“多谢孙总信任，但事情有些突然，我今晚7点一定给孙总准确答复。”
刘吉强虽然离开了鹏发展，但一直关心鹏发展这个自己养大的孩子，认真阅读鹏发展的半年报和年报成为一种习惯，鹏发展从1998年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不良贷款，资产质量和效益一年不如一年，鹏发展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多项评价指标中均为倒数第一，稍有风吹草动，不良贷款就会危及到银行的生存，虽然担心，但有心无力。
突然接到华人首富的盛情邀请，年薪40万元，是他年收入的4倍，出任行长，副行长30万元，由他决定人选，这是多大的信任！享受厅级待遇的刘吉强竟然有些受宠若惊，不动心是假的，但一家人从鹏城回到京城，一晃过去了6年，生活已经习惯，突然又回到鹏城，起码要回家征求老婆的意见。
“我静候刘行长的佳音！”
孙健不担心刘吉强的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