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皇帝朱元璋曾经下令片帆不得下海，这给了沿海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虽然后来海禁逐渐放开，然毕竟对于民间贸易采取的是打压措施。
直到崇祯年间，海上贸易依旧是萎靡不振。民间走私猖獗，沿海一片混乱状态。甚至于，沿海的百姓活不下去，只能聚众造反。
洪武三年，朝廷“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朝廷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大明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大明百姓下海通番。
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点朱慈烺做法是错误的。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同时朝廷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经，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嘉靖年间，最大的武装走私集团头目王直，成为众多走私集团的公认首领，“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
倭寇之乱实际上是严禁民间海外贸易政策的必然结果，具有禁止与反禁止斗争的性质。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甚至越打击反而越剧烈，使明王朝消耗了大量兵力物力，疲于应付，成了心头大患。
直到隆庆元年，隆庆帝发现了海禁的弊端。于是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此时海外无数的白银流入了大明，使得大明国库出现了短暂的充裕。然而，隆庆开关毕竟有其局限性。
隆庆开关是一次扭扭捏捏的改革，海上贸易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唯一的开放“特区”。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这里办理繁琐的手续，并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由”、“商引”也叫“文引”，，才能出海。
这一制度发展到后来，甚至对出海船只的建造和运营实行总量控制，“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严禁彼此间越境贩贸，出海后逾期未归者，即使证件齐全，“仍坐以通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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