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就和让乞丐打更承担治安任务一样……”
“是的，”陈策说，“传统政府无力承担许多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怎么办？那就通过让渡部分公权力来交换服务，至于服务的水平如何，社会维持支出的实际成本有多大，官府并不操心，反正成本是由老百姓来承担――所以说在公共服务社会化这个理念上我们是领先于世界的。”他说了来了兴趣，“我们一直说大明的商业税少。真得少吗？不用下去调查光看史籍就知道商人的负担并不轻――钱都去了哪里？大多花费是消耗在‘潜规则’了。而我们的税收体系就是把这些‘潜规则’明规化，做到征税有法可依，减少这种灰色领域。”
“张居正搞‘一条鞭法’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郑尚洁忽然说，“我担心……”
陈策笑了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最终失败，不是因为他的税法有问题，而是大明政府体制落后了。凡是现代社会体制下的税收，除了某些奇葩国家之外，基本没有闹出过大问题的。”
“……另外，在城外要设立一二个大型副食品批发市场，让商贩、餐饮商家和农民直接进行交易。”郑尚洁在地图上比划着，“一来我们可以就地征税，二来可以有效调节市面上副食品价格――现在副食品批发环节里欺行霸市现象太严重了。”
关帝庙人马在各关厢暴力垄断了城外蔬菜、禽蛋、水产品批发渠道。强制农户和小贩都要从他们手中交易。这样的垄断不但流失了税源，还加大了市民的生活负担。打破垄断对争取民心和扩大收入都有直接的好处。
市政府并不直接插手批发市场的贸易，只是作为市场管理方存在，征收税款，收取场租之类的服务性费用。
但是市场里元老院必需有代理人，这样才能影响到市场的运作，各种买入、卖出的操纵市场的行为也得有一个商业实体来运作。市政府讨论下来决定由大昌米行操作粮食贸易，由万有操作副食品，由合作社操作大宗生活日用品，同时代销专卖的食盐和烟草。
“有了批发市场，我们就基本上控制了大宗商品的流通渠道。”郑尚洁说，“接下来就是看成果如何了。”
张毓的爹最近喜气洋洋，澳洲人进了城，他靠着大世界供应商的牌子，生意蒸蒸日上不说，最近又收到了甲长送来的通知，要他作为“小微工商户”代表出席“广州工商总会里，他大概猜测得出澳洲人要把商人们都统合起来――就像在临高一样。
不论是他看过得澳洲杂志还是报纸，多少都有临高和澳洲人统治区各地工商会的活动报道，报道的内容五花八门。但是核心内容他还是看得明白的。
澳洲人的工商会，实际和广州城里的各种行会、会馆类似，只不过它是所有工商业者的“行会”，不再按照行业或者地域划分。澳洲人有什么命令，通过工商会传达执行；同样的，商人和作坊主们有什么要求也通过工商会上陈。平日里还举办一些活动什么的――虽然他看不出这些“活动”有什么意义――比如一起去种树之类的。
乍看起来，似乎和本地的行会、会馆并无不同，但是从报道上看，澳洲人的官府似乎要更好相与一些，工商会有什么问题去找官府，都能很快得到很好的解决――即方便又快捷，而且用不着花费各种杂七杂八的“规费”、“好处”。这一点张毓原本是不大相信的。但是自从他家和大世界“交上了买卖”，和大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的确是从未花费过一点“好处”却是事实。要知道别说是和茶居做生意，就算是给大户人家送货，也照例要有“回佣”、“点心钱”之类的花销。何况自从澳洲人来了之后，澳洲人的警察尽管天天从他家铺子门前的街道经过，却从没有勒索过这条街上任何一家铺子一文钱的“好处”。这可就是天大的稀罕事了！难怪对面豆腐店的老板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未完待续。)
